这几年，在奉贤的街头巷尾，讲“上海话”的人越来越多了。
或许很多外地朋友不知道，在上海，方言分两种。一种是广为人知的吴语，俗称上海话，在市中心的弄堂、电台节目和公交沪语播报中都能听到；另一种则是很少在大众认知中“拥有姓名”的本地话，它源于沪郊各区，比起吴侬软语的“柔”，本地话稍粗犷些。语音语调的不同，让沪郊本地口音常在互联网上被认作是“洋泾浜”，也让掌握两种方言体系的人群有了另一重意义上的“物理隔阂”。在过去，两种方言体系在地理分布上有着相对固定的泾渭分明。近几年，随着旧改搬迁等城市更新项目落地，越来越多讲着“上海话”的人从市中心的弄堂里搬去奉贤、南汇、青浦等郊区的大居。这其中，不乏有年逾半百、或许前半生都未曾踏出过外环的老人们，当他们最终关上老宅房门、拿到新房钥匙的那一刻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在孑然一身告别旧友邻居、离开原有的生活圈子，人生的下半程突然开启截然不同的走向后，他们又该如何从熟悉语言体系到融入陌生的生活，重建生活秩序？
近日，记者来到奉贤区青村镇贤德苑，这是承接杨浦区旧改的安置房小区，居住着从市区搬迁来的老人们，老龄人口占比超50%。在这里，记者认识了62岁的刘美凤，她来自杨浦区大桥街道，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但迫于各种原因，她的前半生，从未有过名义上属于自己的“家”。她自嘲是老“沪漂”，在南京西路租了20多年房，见识了一间更比一间糟（但却更贵）的房，也像年轻人般因房东涨租而奔走发愁。而到最后，当60岁的她带着年逾90岁的老父亲辗转租房时，市场对老年人的提防与奚落再次让她感到人情冷暖。即便蜗居在城市最中心的中心，刘美凤始终觉得自己似乎与这座城市格格不入。
2020年，刘美凤迎来旧改征收，杨浦那间父亲、哥哥和她共同拥有的不见阳光、逼仄简陋的十多平米老宅换成了奉贤青村两套向阳敞亮的新房，“沪漂”生涯就此结束。在“绝对不会去”的沪郊奉贤，刘美风开启了新生活，她骑着小电驴穿行在大街小巷，像当地人一样摸清了这片新城每个菜市场的优惠套路、好玩去处。她说她从未像现在这样觉得“心定”过，她把自己微信简介上的地区改成“上海奉贤”，大大方方地说：我在这里有家了。我出生在杨浦区大桥街道的老宅里，一句话形容就是“脏乱差”。老宅很小，实用面积不过10多平方米，一张床、一个柜子，基本就占满了。这最早是纺织厂分给工人的宿舍，一直到旧改搬迁，我们家都只有那一套房子。但严格意义上讲，我们每年要支付着房租，房子的产权并不在我们手里。最开始，我和爸妈、哥哥一家四口住，后来哥哥在里面结婚、生孩子又离婚，老宅就变得更挤，做饭的时候，油烟直接往床的方向飘去。我家的悲剧也是从这开始的。老宅本是不具备做饭的条件的，家人图方便，就在房子外搭出一座违章建筑，接了煤气管道，当时家家户户都这样。某天凌晨，管道裂开煤气泄漏，房子太挤，空气流不通。最终是小侄女没去上学，老师请同学来家里找，敲不开门才发现家人都昏在里面了。
这倒是棚户区唯一的好处，有人在弄堂里面号了一嗓子，邻居们都跑来帮忙，抱起我家人就往医院冲，现在住在楼房里，隔壁是谁都不见得认识。我和哥哥因为早起工作躲过一劫，但妈妈跟侄女送到医院时就去世了，爸爸抢救了一周才醒过来。
我30多岁离了婚。从婆家搬出来后，为了让哥哥和爸爸住得更舒服些，我没回家，开始在外面租房住。我也不高兴回去，给他们添麻烦。我在邮局工作，南京西路靠近人民广场，顶顶的市中心，但这里房租也是老贵的。从2000年开始换了五六个地方，房租从最早750块涨到2500块，最贵的要5000块。
没钱呀，只能租条件差的房子。最早租一室一厅，30多平米，我一个人住，每个月工资基本都给房租了。后来实在吃力，就租更便宜的老公房，在新世界百货边上，离单位近，地段是老好的。但说是石库门，其实一个门洞进去住了二十几家，煤卫混用。有些人家装电马桶，结果污水管不通，整层楼都是粪水。就这样的房子，房东还要涨价，我只好搬走。
租过房的都知道，搬家很麻烦，所以我基本上不添置什么家具，也没那个钱。夏天热得睡不着，就和邻居们从家里拖个躺椅躺到新世界商场大门外去，两扇玻璃门一开一关，空调风凉飕飕的。有时候舒服得睡着了，醒过来已经是后半夜了，商场都关门了。
我们那排人躺在那里，逛商场的人看我们像看“瘪三”一样的。说真的，虽然住在南京西路上，跟新世界贴隔壁，但我基本上从没去逛过。上班已经很辛苦了，下了班只想躺在家里，再说，里面物价太高了，哪是我消费得起的？别人羡慕我住在市中心，其实窗外车多人多，一刻不停，恨也恨死了。
时代发展太快了，上海的繁华跟我从来不搭界的。毕竟我在这里，连自己的家都没有。旧改消息刚传来时，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爸爸，说我可以不要一分钱，但一定要拿房子。为了他和哥哥住得舒服，我在外面租了20年房子，年纪大了，我要一个“窠”（注.上海话，意思为家或窝）。征收组说得很清楚，拿房子要去郊区。我以前从没来过奉贤，印象里就是“乡屋头”（乡下），很远，都是农村。十几年前有人鼓动我去奉贤买房，说十万块就能买海景大别墅，我说奉贤什么地方，绝对不去的，其实是一下子拿不出十万块。
我第一次来奉贤是跟征收组的车，在沪郊几个大居都兜了一圈，那时候青村大居的房子还没建好，隔着车窗远远看一眼。征收组说：喏，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。车走的是金海公路，两旁绿化带里花开得很漂亮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。我心想，嗲额，奉贤跟市区没啥两样呀，好像比我们那还好点。后来我才知道这里就是奉贤新城。
从刘美凤的新家，可以远眺奉贤新城的地标：上海之鱼与奉贤博物馆那之后我又来过奉贤四次，地铁倒公交，两个多小时。就为了留意小区的变化，哪天脚手架拆了、绿化进场了，就知道快好了。我心急，很早就联系好了装修公司，钥匙一拿，几乎立刻开工。搬离杨浦老宅，关门的时候，我还拍了张照，算是留作纪念吧，但当时心里想的是：总算可以走了。
拿房过渡期还有段插曲。房子收了，我只好带着我91岁的爸爸租房，他腿脚不好，我就找一楼。但租房中介特别精，看到我是老人，又要找底楼的房子，就说不租给老人。我只好骗他说是给小孩找的房子，求他帮帮忙。我后来也在想，如果没有旧改，我老了怎么办，连租房都被别人嫌弃。
搬进青村大居那天，我这辈子头一次感到“心定了”。以前租的房子，里面样样都不是我的，现在这里一切都是我的。我60多岁了，单身一人，总算有家了。新房子朝南，阳光可以直接照到床上，50平米，独立厨卫还有电梯，放以前能住十几口人，现在就我和爸爸两个人住。杨浦有些邻居死活不肯搬来奉贤，拿了钱在市区买老公房，七八十岁了还噔噔噔爬楼梯，也可怜。
到一个新地方重新开始，我觉得没什么孤单的，难道在市中心一个人住的时候不孤单吗？我算是适应很快的，头一个月买了辆电瓶车，把奉贤大街小巷都走了一遍。
但小区有些人的确有些“寿头”。有个老头，新房子的抽水马桶不肯用，每天拎个马桶满小区乱倒，真是坍上海人台。还有人总是吵，说这群乡下人怎么不好。我心想，搬来这里的都是条件不太好的，有什么好高傲的。他们以前穷得叮当响，没钱买房结婚，现在拆迁有钱了，反而在小区里组起了相亲群，也蛮好笑的。
所以你说生活变化大伐？条件肯定是改善了，社交圈也变了。但日子还是照样在过，吃饭，睡觉，不过是闲了换一个地方兜公园。现在这里讲上海话的人比本地话的人多，一点不感觉陌生。搬来青村两年，我再也没回过杨浦，偶尔回市区跟小姐妹聚会，她们都说我现在比以前神气了。
你看我现在不是蛮好？人就是要开朗，想得开样样都好，你一直想不好的事情，想破头生活也不会好。人生就是这样的，不会多好，但总归也不会太坏。就像我租房的那20年里，哪能想到现在能过这样好的日子？
采访当天，刘阿姨穿着玫红色的外套，头发梳得整齐，人很清瘦。她颠覆了我对两种身份的想象，一是老年人，二是上海人。年逾六旬，刘阿姨的人生达不到传统评价体系中的“理想”，她身上有很多当代年轻人的缩影，比如“上班已经够累了，下了班只想躺平”“不婚不育，一个人过也可以很潇洒”；以及我们普遍面临的困境：“房租贵，住不起”“这座城市的热闹是别人的，打工人始终找不到归属感”。
每一个年轻人叫苦不迭的坎，如今62岁的刘阿姨似乎都帮我们先迈过来了，艰难，但她依然保持着乐观、积极，轻描淡写地笑称：人生嘛，混混就过去了。我并不觉得这是对人生的消极，反而有见识过生活的本质，并继续保持热爱的通透。
同样令我高兴的，是透过刘阿姨们的故事，在某种程度上圆了曾经某次采访的遗憾。前些年，我去到市中心某棚户区采访，那里始建于60年代，煤卫共用，违章建筑林立，我顺着潮湿黝黑的台阶上楼，看到居民用木板搭建的、横亘悬挂在斑驳楼道内的“床”、马桶上方的电磁炉以及被改成公厕后发黑的楼梯间。触目惊心的现状，踏入楼房时脚下的颤动，令我很难想象，若没有旧改，这些生活于逼仄旧里的市民将如何长期深陷其中。
如今，我随刘阿姨去到新家，家门正对着阳台落地玻璃窗，正午的阳光把地板“烤”得金黄，屋子里明媚温暖，整洁有序。
这或许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。它的精致繁华、高速发展，曾让刘阿姨们觉得自己格格不入，但峰回路转后，这座城市依然托举起每位需要帮助的市民，并让他们感到，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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